奧利弗·斯通回顧越戰50周年：我們不善于總結歷史教訓
50年前的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軍攻克西貢（今胡志明市），南越傀儡政權倒臺，持續20年的越南戰爭終于畫上句號。20年的戰爭，雙方總計死亡人數多達數百萬之巨，除大量越南平民百姓和士兵傷亡之外，支持南越政權的美國軍隊也有近六萬人命喪沙場。今年78歲的奧利佛·斯通（Oliver Stone），當年也在越戰前線服役一年零三個月，并且多次嚴重受傷，死里逃生之后才有了日后的著名導演奧利佛·斯通。
奧利弗·斯通在《野戰排》拍攝現場。
成為導演后，奧利弗·斯通始終對于這段特殊經歷念念不忘，屢屢將其還原于銀幕之上。1986年，《野戰排》上映，講的是查理·辛飾演的新兵泰勒在越戰前線由熱血到麻木的靈魂轉變，劇情涉及美軍屠殺平民及自相殘殺等尖銳問題，一舉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等四項大獎。
三年后的《生于七月四日》中，斯通又將退伍軍人羅恩·科維克的自傳小說成功搬上銀幕。這部由湯姆·克魯斯主演的影片講述一位愛國青年如何因為殘酷戰爭而失去雙腿，乃至喪失全部人生信念的故事，結果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和剪輯兩座小金人。
1993年年底，作為斯通“越戰三部曲”的最終章，根據越裔美籍作家馮黎里自傳改編的《天與地》上映。相比之前兩部作品，《天與地》的主視角換成了無辜遭遇戰亂的越南平民百姓，不過由湯米·李·瓊斯飾演的美軍中士史蒂夫，也承擔了重要戲份。而且，這個角色的結局和《野戰排》《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一樣，也因戰爭之中及戰后的種種遭遇，最終走向毀滅，充分反映越戰親歷者奧利佛·斯通對于這場戰爭的反感與批判。
時隔半個世紀，恰逢越戰結束50周年，奧利弗·斯通也再次回顧了自己在越南前線的經歷以及回國后的遭遇，并且分享了他對當下和未來的新看法。
【斯通自述】
我第一次去越南是1965年，我18歲，身份是教師。（譯注：1965年6月，他由耶魯大學輟學來到西貢，給當地高中生上英語課，為期半年，之后返回美國）三年后，我再次來到越南，身份是士兵。那時我還年輕，缺乏現在我們所具有的這些良知。在當時，大家都相信那一套東西，我也不例外。一下子，越南就成了全世界聚焦的中心，就像現在的烏克蘭，讓大伙兒都瘋了一樣，人人都在說什么必須要為烏克蘭而戰。
這種軍國主義的心態誕生在美國，流淌在我們的血液中。我年輕時的立場相對保守，回到1965年，去越南當老師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感覺就像是某種神圣的教職一樣。不過，稍后我又去了亞洲其他地方，到過柬埔寨，也到過老撾?？吹降脑蕉?，越有幻滅的感覺。等我作為士兵再次回到越南，那感覺已經是糟透了。再也沒有什么美麗的風景，只剩下鐵絲網遍布的營地。
奧利弗·斯通曾在回憶錄《追逐光明》中講述了他個人版本的越南戰爭。
我們在當地部署了50萬人。站在普通士兵的立場，我當時就覺得那地方一團糟。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拙劣的戰爭，我們一邊計算著尸體的數量，一邊假裝我們是獲勝的一方。整件事就建立在謊言之上，而且這還不是當時我們所要面對的唯一謊言。我在《追逐光明》（Chasing the Light）一書（譯注：2020年7月出版的奧利弗·斯通首部個人回憶錄）中，講述了個人版本的越南戰爭。我在1968年12月離開時，已兩次負傷，經歷了相當多次的戰斗。我曾頸部中彈，身上也被彈片擊中過。頸部中彈后我能活下來，堪稱奇跡，因為傷口離我的頸動脈很近，大約只有六毫米，但那次傷愈后，我還是重返了戰場。
《天與地》的主視角為遭遇戰亂的無辜越南平民百姓。
我參戰的15個月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叢林和海灘周圍的平原間度過。我接觸到了很多東西，天曉得里面有沒有落葉劑這樣的劇毒物質，因為行軍的時候，我們經常要走到那里。大致的情形，你們可以在我的“越戰三部曲”中看到，尤其是最后的《天與地》，它表現的是美麗的越南，是還沒被我們插足而入的越南。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宮，在那一個月前，我已離開越南。但對美國人而言，這場戰爭在那之后又持續了四年，直至1973年。之后，尼克松終于達成撤回戰俘的協議（這里指《巴黎和平協定》），而大多數美軍戰斗部隊也都在1973年之前撤離了。從1969年到1973年，傷亡人數驚人。
我是1968年回國的。1970年，我進了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當時，那是一個很有革命精神的地方，學生根本就不理會退伍軍人什么的，所以我對自己的經歷閉口不談。1970年代初，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到1970年代中期，我就已經完全站在了反對戰爭的那一邊了。我變得傾向于簡·方達的立場，而且在戰爭結束后，我越來越欣賞她。但當越戰還在繼續的時候，她的反戰立場一度讓我覺得很奇怪。
1968年3月，林登·約翰遜拒絕參選，于是我們就知道這場戰爭要結束了，因為他自己都不支持他原本的越戰政策了。但是，軍隊還在繼續派往越南，而且美國媒體也還在越戰問題上“喋喋不休”——直到現在，這都是我們這個國家的一個大問題，總是要由媒體來告訴我們該怎么想問題。這方面，《紐約時報》一貫糟糕，每一場戰爭——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你去重新看看他們當時寫的那些社論吧。越戰的時候，他們總是站在政府一邊，總是對外立場強硬，對內支持政府，甚至可以說是政府的喉舌。越戰結束后，他們變了，因為他們討厭尼克松?，F在他們討厭特朗普，他們一直都不放過特朗普，但其實他們還是在支持戰爭，支持烏克蘭之戰，所以其實還是和過去一樣垃圾。這場戰爭，只是又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但那些媒體繼續欺騙美國公眾，而公眾也又一次地上了當。
簡·方達與喬恩·沃伊特在《榮歸》中。
1975年4月30日，西貢易手，而我卻感覺如釋重負。其實每個人都是這種感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美妙的時刻，因為一切都結束了。然后，就有了一波越戰電影，從《獵鹿人》（1978年）到《現代啟示錄》（1978年）到簡·方達的《榮歸》，全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好電影。于是，我也必須要拍《野戰排》了。
《野戰排》講述新兵在越戰前線由熱血到麻木的靈魂轉變。
后來，我又拍了《生于七月四日》，一部態度非常強烈的反軍隊電影。它公映于1989年12月20日，但就在那天，美國又入侵了巴拿馬。相比越戰結束，那又是一次變化的開端，標志著我們又重新開始使用軍隊，又重新開始相信這一套東西了。再之后，就是小布什上臺，我們又卷入了伊拉克戰爭，一場基于媒體宣傳而來的戰爭。按照媒體的說法，我們是正義的一方，軍隊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緊接著，我們又回到伊拉克，進行了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根本停不下來。就像是小布什曾經所宣稱的那樣：“越戰失敗的幽靈，已經被永遠地埋葬在阿拉伯半島的沙子下面。”
《生于七月四日》講述一位愛國青年因為戰爭失去雙腿，乃至喪失全部人生信念的故事。
有人擔心我們變得過于和平主義，過于軟弱，所以強調我們必須變得再次強硬起來。結果，我們還真就做到了。我們重新變得非常強硬。不知不覺中，到了1990年代末，我們已經制定好了一項政策——那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東西，而且我們確實已實現了其中大部分——要干掉新保守主義黑名單上的七個國家。到目前為止，我們打擊了其中六個。剩下的這個，自然就是伊朗了。但如果我們要對伊朗下手，那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等于是又把小布什那些胡說八道的東西給徹底遺忘了。但我相信我們還是會去的，內塔尼亞胡才是我們的領袖，他就是我們的外交政策。美國的中東政策都要經過他這一環。我覺得這家伙絕對是狂熱分子，幾年前我就采訪過他，我當時就覺得他瘋了。他是真的很討厭阿拉伯人，根本沒法放下這種仇恨。所以，結果就是我們又會回到過去，什么教訓都沒學到。
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真的是不善于總結自己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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