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大齡男婚配難，專家建議引進海外女青年
近日，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發布涉農村大齡男青年婚配難的調研報告。報告顯示，近年來，部分農村大齡男青年婚配難題愈演愈烈，對當地農村家庭建設和基層社會穩定均產生明顯沖擊。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原因時表示，一是經濟社會發展，大量農村青壯年男女去大城市務工，女性通過婚嫁等各種因素留在城市。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490萬，這是城市結構性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彩禮問題。有調查顯示，有些農村彩禮，包括房子、車子等加起來五六十萬甚至更高。而去年全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萬多塊錢。
對于這個問題，丁長發認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開放國際婚姻。國內很多男青年去了俄羅斯、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等，通過“引進來，走出去”，引進海外適齡的女青年。
其次，是經濟社會發展，“我們經常講的農民工市民化、市民國民待遇化，很多青壯年男性務工完，留在城市找對象的機會可能好一些。”丁長發表示。第三，丁長發稱，通過鼓勵建立生育友好社會，促進男女性別比例對稱，從而建立比較和諧的社會。所以解決大齡男青年的婚嫁問題，需要多措并舉。
小情侶因30萬彩禮無奈分手
焦點訪談聚焦“高額彩禮何時休
”針對彩禮問題，央視焦點訪談也做了相關調查。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彩禮金額越來越高，甚至有了流行的所謂標準。對于那些適齡男性而言，彩禮負擔已經成為婚姻大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為了給農村彩禮“降溫”，中央文件多次提及推進高額彩禮的綜合治理，很多地方也在探索用各種方式給高額彩禮“踩剎車”，減輕農民婚嫁負擔。不久前，記者前往一些地區對高額彩禮現象進行走訪調研。
在江西贛州一家商場內，記者遇到了一對年輕的情侶。男方家準備了十來萬元的彩禮，而女方家要大概三十萬元左右，因為彩禮問題雙方準備分手了。
詢問之下記者得知，小謝和小鄒分別來自贛州的尋烏縣和會昌縣，是異地戀，也是初戀。在小鄒的要求下，已經瀕臨分手邊緣的兩個人，在周末相約市區再見一面。
小鄒：不能用錢衡量一個人，不是在嫁女兒，而是在賣女兒，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其實在家里我一直沒有太多話語權，只能盡量去爭取。因為我還有兩個弟弟，我爸爸生重病，所以我更多還是要為家庭考慮一點。
接受完記者的采訪，兩個年輕人就離開了商場，搭乘長途車各回各縣了。幾天后，記者在尋烏縣再次見到小謝，他說他和小鄒真的分手了，從贛州回來后再也沒有聯系過。
小謝：因為那邊習俗，她們家要的彩禮那么高，我們這邊給不了，所以只能是分開。我們因為這個事情交流過，相互也試探過，看家里什么反應。一溝通就吵架，不能心平氣和聊。
今年25歲的小謝大學學的是體育專業，目前在當地縣城一家體育培訓機構做助理籃球教練，每個月工資4000多元。小謝說，他爸爸在廣東打工，媽媽在本地打工，還有兩個上學的妹妹，此前為了供自己讀大學家里花了十多萬元。現在面對30萬元的彩禮，自己攢不到，家里拿不出，小鄒的家人又不松口，于是兩個年輕人就這樣被裹挾在彩禮的漩渦之中。
小謝和小鄒的故事只是當地高價彩禮現象的一個縮影，女方討要高價彩禮的現象其實在當地非常普遍。翻看一些新聞報道事例記者發現，流行在民間的高價彩禮，有的使情侶分手，有的使家庭“因禮返貧”，還有的以婚戀之名行詐騙之實，甚至滋生出刑事案件的發生。
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張翼：增加夫妻雙方矛盾以后，會導致婚姻破裂、離婚現象發生，離婚率居高不下；第二，往往導致兩個親家之間互不往來，原來存在的家庭網斷裂了。
高價彩禮有多高？哪里的彩禮最高？諳熟這一規則的非“媒人”這個行當莫屬。記者在江西贛州地區走訪時發現，這里的婚介所數量眾多，不少人在做專職或兼職紅娘。線上線下，婚介行業非常火熱。
江西贛州某婚介所工作人員：我們這邊彩禮有點偏貴，在二十八萬元到三十五萬元之間，最多的彩禮三十八萬元。
記者采訪發現，這些將彩禮當作婚姻的“籌碼”，甚至明碼標價的做法，給當地適婚青年及其父母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參照江西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3年該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00余元，其中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萬元，相較之下江西部分地區彩禮金額可達人均收入的五六倍乃至十幾倍。在山東聊城莘縣，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孟莊村的老孟一家，去年他孫子訂婚，光彩禮就花了30萬元左右。這個數字相當于魯西南地區正常農村家庭兩個勞動力外出打工幾年的收入。
當地一位婚戀中介機構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老孟家的彩禮數額在當地很普遍，農村的彩禮要高于縣城。記者調查發現，高價彩禮現象多發于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彩禮數額普遍高于城市，這是第一個特點；其次，“通過女兒出嫁為兒子換回彩禮”也是高價彩禮多發地區的一大顯著特點。
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張翼：女方家有哥有弟，家里面希望通過女兒要的彩禮再去支付兒子女友家要的彩禮，通過婚嫁過程中的彩禮補足自己家庭的不足。縣城以下基層社會的女生少，選擇余地就大，彩禮是多少、家庭經濟情況怎么樣、縣城有沒有房，增加了婚姻選擇中的非愛情因素。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共同把彩禮的價格往高推。
高價彩禮的另一大特點，就是治理難。例如2020年，山東莘縣實施發布了“杜絕高價彩禮 從我做起”倡議書，倡議書內容納入村規民約，全縣878個村莊的婦聯主席擔任義務紅娘，力圖通過這些措施來治理高價彩禮現象，但成效并不明顯。
彩禮多寡，看似小事家事，卻是影響社會風氣的大事。近年來，除了山東、江西等地陸續出臺倡議，國家層面也頻頻出手。2019年，中央關于三農工作的文件中首提治理“天價彩禮”，2020年，民政部印發《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2022年，八部門聯合發布《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方案》。但從記者的采訪看，高價彩禮在一些地方依舊存在。
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張翼：它取決于社會在婚嫁過程中所形成的習慣。我們做這個事情已經快二十年了，反對天價彩禮，倡導婚姻自由，婚姻自覺，希望婚姻在男女雙方之間平等的基礎上達成愛的結果，實際上到現在為止這個現象還沒有消除。
讓彩禮歸于禮，除了有關部門倡導、公眾移風易俗等措施外，法律的介入也必不可少。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正式施行，對返還彩禮的多種情形做了明確規定。其主要原因就是近年來因彩禮引發的婚姻家庭矛盾糾紛日益增多。例如在其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原告祁先生和被告李女士經人介紹認識，男方在支付女方家10萬元彩禮后兩人于2022年4月結婚，婚后兩人經常吵架，李女士于2022年底提出離婚。
2023年11月，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雖已辦理結婚登記，但共同生活時間較短， 且共同生活期間無大額支出。綜合考慮全案情況，酌定女方向男方返還三萬元彩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王丹：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一個婚姻，最重要的還是感情基礎，雙方的價值觀。所以彩禮數額高低，既不能體現出感情，也不能體現出重要程度。高額彩禮不僅讓婚姻埋下了隱患，而且會物化自己的子女。高彩禮不是面子，而是傷害自己子女的一把隱形的劍。
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這是對美好婚姻的祝福，也是對社會文明的守護。如果彩禮是給姻緣定價，這樣的婚姻注定不會圓滿。婚俗領域的陳規陋習，背后交織著家庭觀念、社會風俗等復雜因素，確實難以靠一紙禁令扭轉，治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深化婚俗改革，還需要拿出更多務實有效的舉措，促進人們的觀念更新，推動文明新風落地生根。
（據新聞晨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