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男教師猥褻多名男生”案宣判：勇敢站出來的他們
*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2022年1月7日，原成都某知名中學班主任梁崗被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這也是中國首例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男性教師“大面積猥褻14周歲以上男性學生”的案件。
案件的緣起在一年多前，曾遭遇猥褻的男孩們聯合起來，在網上發布了自己的遭遇，并向有關部門提起舉報。在當時，這是一個勇敢但結果非常不確定的行動。因為時隔多年，取證困難，這些舉報要轉化為法律上的結果有很大難度，但這些年輕人仍然決定說出自己的遭遇。校園性侵害是一種基于權力、禁忌的黑箱產物。說出來，就是對它的一次還擊。說出來，也是一種療愈方式。而如今的判決還證明了，說出來，還是實現正義，終止侵害的開始。本刊記者在一年多前采訪了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并記錄下他們的經歷。
記者 |董冀寧
一封公開信
沉寂了四年的“北湖高一9班”QQ群重新活躍起來，是從幾個男生互相艾特開始的。
班上的女生奈奈記得，2020年4月23日，先是一位同學把學校貼吧里一封《北湖校區梁崗老師性騷擾學生》公開信的截圖丟進群里，艾特了一位男生說：“這是不是當年你跟我們說的事，真有這事啊？”
被艾特的男生沒接腔，而是艾特了另一名男生，“你當時不是也喊遭了的嘛。”象征未讀消息的紅色數字越跳越多，越來越多的人參與討論。
這封抄送成都某中學校長、成都市教育局及四川省教育廳領導的公開信在貼吧上已經發出了將近兩個月。信里寫道：“本人系北湖校區2013屆5班畢業生，畢業后于江蘇就讀本科，期間曾在2016年春天與到蘇州參會的梁老師見面。在梁老師的盛情邀請下，我當晚留在酒店和他敘舊……誰知半夜在我熟睡之后，他的雙手摸進我的被窩，欲行不軌之事……”
《熔爐》劇照
寫信的人是楊樹。梁崗曾是他就讀高中時的班主任和化學老師，知名“專家型班主任”，常在著名教育期刊上有文章發表，每年還有大量到全國各地演講、開會的機會。因此，2016年春天，在江蘇一所大學讀書的楊樹收到梁崗邀約見面的微信時，完全沒有任何防備。他記得，兩個人去吃了一些夜宵，然后梁崗說天太晚了，就別回學校了，正好晚上可以聊一聊。楊樹欣然同意。在梁崗的提議下，兩個人還把標間的兩張床拼成了一張大床，因為梁崗說這樣更方便聊天。
和之前的每次見面一樣，那晚兩個人除了聊一聊日常外，沒有什么深入的交流。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直到后半夜，半睡半醒的楊樹忽然驚醒，發現梁崗在用手玩弄他的私密部位，巨大的屈辱感忽然涌向心頭，他并不知道這算什么，只是下意識地認為自己受到了侵犯，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后半夜，他用被子把自己嚴嚴實實地裹起來，捱到早晨六點，逃也似地跑出了賓館。這中間，梁崗沒對自己的行為做過任何解釋。
事情剛發生時，楊樹的情緒一度崩潰了，“隨時都有生理上的那種惡心”。他好幾天吃不下東西，不想見任何人，寢室里平日無話不談的舍友問他怎么了，他只是說身體不太舒服。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我能追究他的責任嗎？又沒有保留下任何確實的證據，況且，只是“觸碰隱私部位”，本來也沒有任何證據。又或者，我可以做得更好嗎，為什么沒有更直接地拒絕？我應該記住，還是嘗試忘記？復雜的情緒困擾著他。
《神秘肌膚》劇照
最終，促使他在三年后發出公開信的原因是，2019年的某一天，他和高中一位同學聊天中偶然得知，班上至少有三位男生都成為了梁崗性騷擾的受害者。2019年11月，他給學校和教育局寫下了那封公開信，沒有得到回應后，次年3月又把信發到了學校貼吧。信里展示了他的憤怒——他覺得高中學校在招聘教師之前應該查明其背景，有保護學生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那段時間他得知，梁崗在只教過他們一年高三化學的情況下，就對班上至少三位男生有過性騷擾，他不想有更多人受害了。
公開信發出后，楊樹不斷收到其它受過梁崗傷害的同學的回復。這其中，有的人遭遇了更深程度的身體傷害，還有的被騷擾時間從高中到大學橫跨8年。不僅是成都某中學北湖校區，在梁崗任職過的其他學校，也有類似的受害者出現。他們在公開信的啟發下，聯合起來注冊了“零星之火”的微信號，一共有12位男生在微信上向公眾陳述他們的遭遇。
說不出口的秘密
郝時楓是“零星之火”中的一員。
乍一看上去，他是個樂天派的男孩兒。將近1米8的身高，身材勻稱，語速輕快，一頭微蓬的卷發，配著棒球帽和街頭風格的寬松衣服。僅僅通過外表，很難聯想到他是一個在高中階段遭遇過性侵的男生。郝時楓說，不僅是他自己，他所在寢室的8名室友，其中7個都先后遭遇過老師梁崗的騷擾，有的是被梁崗以談心的理由帶回自己家過夜，有的是在學校梁崗開設的心理輔導室里，程度也各不相同。
郝時楓是2009年到2012年在四川宜賓一所省重點中學讀的，梁崗當時擔任他的班主任。那會兒，梁崗是深受班上學生們擁戴的老師。在傳統的應試教育體制內，他表現出了很多不同尋常的特質：開了全校唯一的一門選修課《易經與心理學》，實行班干部輪換制，全班同學輪流擔任班長和副班長，除此之外，他們班還有科技部、攝影部、《致遠報》等若干個興趣小組，同學們可以根據興趣參加……梁崗還給班級取名“致遠23”，和班委一起確認了班歌，定制了一身印著ZY的班服。郝時楓印象最深的，是梁崗給班上每個同學做了一個印著自己頭像的水晶徽章，形狀是半顆心形，寓意班上任意兩個人都可以組成完整的一顆心。
《不良教育》劇照
在相對封閉的小城市里，這樣特立獨行，看起來又見多識廣的老師，讓郝時楓和同學們產生了一種心理優勢：“好像只有我們班可以在應試教育的大潮中搞一搞素質教育。”郝時楓回憶。他當時是班級的紀律委員，也是班上“致遠智囊團”中的一員，在很長時間里一直覺得梁崗就是他心目中最希望遇到的那種老師，直到他遭受了兩次來自梁崗的侵犯。
一次是高二晚自習結束后，梁崗以談心的理由邀請他去自己家過夜，另一次是高三學業壓力比較大時，梁崗以按摩放松的借口，將他帶到自己開設的心理咨詢室。兩次侵犯，一次比一次的程度更強烈，但他當時只是用盡量不算激烈的方式阻止了梁崗的進一步動作。
對這些處在青春期的男孩們來說，老師的行為到底意味著什么？自己身體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他們并不清楚，只是隱約地感到遭受了冒犯，卻又不知道如何談論這種感受，以及怎么面對這種感受？
郝時楓記得，那時候男生寢室的臥談偶爾會提到梁崗觸碰學生私密部位的話題，但大多數時候都是戲謔的口氣。聽說誰“遭了咸豬手”，往往其他人就是夾槍帶棒一頓半開玩笑地嘲諷。而一些發生在私密場所更加越界的行為，都在臥談中被每個人有意無意地隱藏了。這些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不適和屈辱感，反而阻止他們將遭遇說出口——不管是對親密的同學，還是對自己的父母。
但每個人都把無法言說的陰影留在了心底。自從拒絕梁崗碰觸自己的身體后，郝時楓覺得梁崗對他的態度就變了。沒過兩天，郝時楓因為在早自習吃東西，被梁崗罰在辦公室站了一上午。他當天晚上選擇了離校出走，去賓館住了兩天兩夜，第三天回到鎮上的家中時，發現梁崗也來到了他家里。
郝時楓的母親是鎮上的一名中學教師，也曾是梁崗的擁躉。郝時楓記得，自從參加過一次家長會后，母親就把梁崗樹立成了某種榜樣。梁崗提到的心理學、讓學生參與班級建設等教育方式，是母親的學校里從來沒有的新式觀念，“她經常夸梁崗年輕有為，對學生是發自心底的關愛。”郝時楓回憶。
當著梁崗的面，母親把郝時楓批評了一頓，大意是說他辜負老師的期望，怎么能在高三這種關鍵時期做出逃學的事，還要麻煩老師往家里跑一趟。梁崗則表現出一個“好老師”的形象：在一旁安撫母親的怒氣，幫郝時楓辯解，說他這么做是因為壓力太大。最后，梁崗還抱了抱郝時楓，再在郝時楓父母的感謝聲中離開了。
郝時楓原本打算把梁崗對他的侵犯告訴父母，但眼看父母對梁崗如此信賴和尊敬，他忽然覺得說出來也沒什么用。憤怒和無力感交替出現在他的心里。接下來那兩天，父母問過他幾次離校出走的原因，郝時楓一開始表現得非常暴躁，甚至把母親盛給他的飯打翻，后來完全喪失了交流的欲望，總是用一句話應對父母的追問：“別問了，我不想說。”
“好老師”
奈奈也是梁崗的學生之一。2013年，梁崗“作為地方上的優秀教師”，加盟了成都市一所國家級示范性高中的新校區，奈奈也就讀于這所學校。
在她的記憶里，高中時，年輕、有心理學背景而又幽默風趣的梁崗在班上受到衷心愛戴。比如在上課的間隙，會給班上帶來一些心理學的小測驗——“閉上眼睛，平舉雙手；想象你的左手抓著一團棉花，右手抓著一坨鐵；睜開眼睛，看看你的右手是不是比左手低。”——然后在走廊里，會聽到他們班上傳來整齊的“噢”的一聲長音。
課堂上，梁崗提出的問題沒人回答時，他會慢條斯理地給大家講心理學上的二八法則——按照二八法則，你們沒人舉手的時候，說明其實你們80%的人心里是會的；而有同學舉手的時候，我反而要擔心他們是那20%。
這些小游戲讓他和同學們，尤其是男生能“打成一片”。奈奈經常能見到梁崗和班上的男生勾肩搭背在樓道或是別的角落聊天。不止一位女生說，梁崗對待班上的男生就像“待親兒子一樣”。
《沉睡者》劇照
男生擔任的班干部明顯更多，搬書、搬水這種活都交給男生，梁崗會在班上強調，男生要關心和愛護班上的女生。有一年期末的時候，一組男生換得了記分表上最珍貴的禮物——被梁崗帶去重慶開會——因為涉及住賓館，梁崗明確表示只能帶男生去，女生沒有這個機會，這件事一度還讓奈奈和其他女同學感到憤憤不平。
在女生面前，梁崗始終彬彬有禮。和女生談話時，他會選擇辦公室里至少有一位其它老師也在場的時候。“他甚至在班上公開講過，女生來找他談話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場，這既是保護他，也是保護女生自己。”奈奈回憶。
日常聊天時，梁崗時不時會和同學們講起自己的經歷：通過化學奧賽，他16歲就上了大學，畢業時已經拿了化學、心理學雙學位，還自學了計算機編程，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程序員，2年賺了60萬，但因為向往教書育人的工作，所以來中學當了一名化學老師。
這個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故事，讓他成了不少學生心里的榜樣。他不僅教授專業知識，還常常跟學生們談論為人處事的道理。有一次，梁崗因為家里的事情哭著說想辭職，“當時全班都挽留他，陪著他唱歌，哭了很久。”
和梁崗同帶過一屆學生的老師秦先勇則記得，即使在他們這樣一所國家級示范中學里，梁崗仍然顯得“很有特點”，“印象里他就是以善于和學生打交道出名的，還拿過全校的德育名師。”出事后，同事們在譴責之余，“也感到十分震驚，為什么性侵這種事，會發生在這樣一所以開放自由著稱的學校男生身上。”
奈奈在上大學后一直關注性別平等和性侵害議題，韓國的“N號房”事件和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舉報上司性侵，她都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了文章。但她從未意識到，性侵害會發生在離自己如此近的地方，而且是在同性之間。她最想不通的，作為反抗能力遠高于女性的男性，為什么在遇到性侵害時也會沉默，甚至容忍這種事情一再發生。
郝時楓回過頭來分析，梁崗一直在試探每個學生的底線，明白哪個人可以被侵犯，哪個人不行。“他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就像溫水煮青蛙。”郝時楓說，“我們舍友的性格都不太一樣，他會嘗試著先把你帶出去，第一次可能就摸摸你，第二次可能就比較深入，觸到關鍵部位。如果第三次他約你你還去，他就知道你對他有一種服從，或者說威嚴已經慢慢建立了，你不敢拒絕，那么到第三次可能就會更加的嚴重。”
說出來之后
郝時楓2019年研究生畢業，留在重慶一所學院教書。當年離校出走的事，逐漸成為父母口中“青春期叛逆的幾件標志之一”。每當他們說起這件往事，郝時楓也只是笑笑，不做辯解，直到2020年看到了楊樹那封公開信。
公開信讓郝時楓想起了一些塵封已久的黑暗往事。在實名舉報梁崗的前一天，郝時楓找到父母，對他們說：“當年你們不是一直不理解我青春期為什么那么叛逆，為什么要離家出走嗎？我不想你們從新聞上看到我的名字，我把當年的一切都告訴你們。”
郝時楓把當年發生在梁崗家里和心理咨詢室的事情都告訴了父母。他努力想把這件事講得輕松一點，想讓父母相信，自己已經從傷害里走出來了。“我告訴他們，這件事在我身上已經過去了，沒對我造成實質性的傷害，可能當年對我心理有一些影響，現在也都過去了。我現在過得也很好，要不是這封公開信，我都已經忘了這段經歷了。我就是想和他們站在一起，梁崗應該受到制裁。”郝時楓說。
父母沉默了一會兒，表達了兩個意思，“你要不要再考慮考慮，現在這個社會環境對性侵的評價，你的名字將來和這種事捆綁在一起，你會抬不起頭的。”另一個是，“既然你說沒有什么影響，那忘了好，在家里我們也不再提了。”雖然說“不再提了”，在接下來的時間里，郝時楓經常會收到母親發來《如何走出心理陰影》這樣的文章，或者“楓楓，你能走出來真的很不容易，你是最棒的”這類短信。他忽然覺得，自己脫敏了，父母反而可能又陷進去了。
但郝時楓覺得還是應該說出來。因為他現在意識到，整件事中受傷害最嚴重的時候，是那些不愿意說出來的瞬間。而要真正突破這些瞬間，又是多么不容易。
他記得當年的一個舍友，從小父母在外打工，不在身邊，但他非常自律，是班上非常優秀的學生。梁崗出去參加活動時，常常會把他帶上。高三那段時間，這位同學經常整個晚自習都被梁崗拉出去“心理輔導”，直到深夜才回寢室。郝時楓猜想他也是受害者之一。這次“零星之火”的活動，郝時楓也找到了他，但這位同學拒絕參加。他說：“沒啥想說的，該往前看，往前看。”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人物除梁崗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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