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花口碑滑鐵盧：馮小剛女性救贖題材為何遭遇觀眾冷遇？
主打女性救贖故事的《向陽·花》，從預告片播出開始，就博得了不少觀眾的好感和關注。然而，雖然頂著馮小剛的名導光環、趙麗穎積累的觀眾緣，以及全女性陣容的口號，該片在上映后還是遭遇了口碑滑鐵盧，豆瓣評分6.6。
有人不解，為底層女性群體發聲，強調她們的不服輸精神，反社會歧視、反性暴力，馮小剛明明已經很“努力”拍女性了，問題到底出在哪？
（圖/《向陽·花》）
從題材而言，馮小剛確實做到了努力。《向陽·花》改編自作家蟲安的《教改往事》的其中一個短篇，小說聚焦女子監獄的眾生百態，是一本非虛構紀實的獄警手記。
電影里的故事，則有意改編成女性群像的故事。
趙麗穎扮演的“白狐貍”先是為了幫弟弟娶媳婦，“換親”嫁給瘸腿丈夫，后是生下失聰的女兒，為了攢20萬人工耳蝸的手術費，冒險當擦邊主播，最終鋃鐺入獄。獄中，她遇到了在盜竊集團長大的女小偷、謊話連篇的“毒友”，這些女人聚在一起，談論過往的人生，她們曾因所處之境選擇匱乏而“變壞”，又因自強不息而懸崖勒馬。
（圖/《向陽·花》）
女監里的“向陽花”要開出高墻外，底層女性互助、努力求生的故事當然很值得在大銀幕上多多呈現，但對于《向陽·花》的諸多情節，觀眾顯然沒有完全買賬。雖然人物的靈感源于非虛構文本，人物的細節和邏輯卻無法構建起真實的基底。
有人質疑電影的劇本是在“消費苦難”，女性之間的爭吵、和好也完全“沒有邏輯”。實際上，電影更本質的問題是性別敘事的混亂，讓人難以相信且進入故事：《向陽·花》拍的是女性，演的卻是“老炮兒”的情節。
男導演與女性故事的錯位
算上《我不是潘金蓮》《芳華》《回響》，這已經是馮小剛第四次拍以女性為主要人物的作品了。老牌商業大導演的嗅覺是靈敏的，在女性電影的藍海下，多少男導演扎堆開拍女子故事，然而市場大，卻不意味著賽道好闖，作品好不好，終歸還得過觀眾那關。
陳思誠監制的《消失的她》《默殺》一度獲得了熱度和票房上的成功，但情節與鏡頭頗受爭議，比如女性被殺害、被侵犯的情節，讓部分觀眾表示難以適應，質疑電影把女性苦難當作奇觀。當男導演拍女性片，經常難以掩飾自己不自覺的男性凝視：當他們展示這些痛苦的鏡頭，到底把女性當作某種臆想和想象的對象，還是努力真實地呈現女性？
能將女性故事拍得好的男導演不是沒有。30多年前，關錦鵬拍的《阮玲玉》就是很好的作品。阮玲玉是20世紀30年代的著名影星，短短的25年光陰，她經歷了人生的崛起、復雜轟動的戀情，又服下安眠藥離世。她的生活在八卦鎂光燈之下，命運多舛，但電影并沒有把獵奇的目光投向她，而是挖掘她內心的苦悶與掙扎。
（圖/《阮玲玉》）
馮小剛的電影一直有人文關懷的影子。早年的他自稱“市民導演”，他關注觀眾的需求，也很懂得如何取悅觀眾。
1997年的《甲方乙方》，是借用自由職業者開辦“好夢一日游”業務的故事，對人內心的欲望進行了調侃。
2000年后，馮小剛執導的《手機》《天下無賊》《非誠勿擾》，不僅題材緊跟社會話題，作品也都獲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但這樣一位大導演，卻一次又一次死磕女性故事。從2023年的網劇《回響》到《向陽·花》，馮小剛的表達與觀眾的觀感錯位，觀眾對這些作品的不滿和質疑，本質上是認為馮小剛對女性的理解仍然有些陳舊。女性不是隱忍、柔弱、嫵媚的代名詞，但女性氣質也和男性氣質或者“男性氣概”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圖/《向陽·花》）
《向陽·花》首先在女性友誼、女性江湖的呈現上有所偏差。如果拋開《向陽·花》中的女性陣容，這幾乎就是《老炮兒》的翻版。《向陽·花》里，白狐貍有一位好友，叫黑妹。黑妹從小生活在盜竊集團，是小偷。兩人被放出后，找不到工作，于是合伙搞起了賣門鎖的生意。然而，觀點不同的她倆合作不融洽，這兩人開始互相指責、掀桌對罵。許多觀眾不理解為什么要融入那么多的“暴力情節”，不管戲中白狐貍和黑妹的沖突，還是獄中的互毆、與老板的對壘、和朋友的不打不相識，似乎都仍然如男性敘事一樣，以肉體碰撞作為相互認知的途徑，難道底層女性困境只能這樣呈現嗎？馮小剛忽視了一個事實，在泥沼中打滾的女性，相比肉體，智力與對人性的理解，通常是她們更有力的武器。
但對于馮小剛而言，這或許只是一種性別觀念上的錯位，因為在他的認知里，江湖就是這樣的，男性友誼是靠拳頭換取認可的，話語權也是靠拳頭爭取來的。
當老炮兒遇上大女主
2015年，馮小剛監制《老炮兒》，并出演其中的“六爺”一角。六爺是個北京老炮兒，在北京方言里，老炮兒原指“無所事事的老混混”，后來被用以形容在江湖里摸爬滾打多年的老前輩。他們有自己的原則，遵從道上的規矩，用拳頭在四九城呼嘯而過，是他們的青春、文化和信仰。如果談判時道理講不通，就用老江湖的方法來解決。六爺說：“打架也是江湖”。
（圖/《老炮兒》）
馮小剛或許某種程度上認可電影所闡述的江湖規則。于是，當要拍攝底層女性如何混江湖、如何在江湖中打出一片天的時候，他也自然而然地把那種傳統的男性搶江湖、招攬鐵哥們的方式，運用在了《向陽·花》里。除了不打不相識的情節，還有結尾處幾個姑娘端起香，朝著關公結拜與表態“我不惹事也不怕事”的一幕，這些都是傳統電影中慣常用來塑造男性江湖的橋段。
（圖/《向陽·花》）
但觀眾很難想象，為什么一部主打女性故事的電影，看起來卻有濃重的“老炮兒”氣質。無論干架、掀桌、結拜，女性用這樣的方式去強調自己的存在，本質上，其實都源于男性氣概對“強”的理解偏差。保有女性自身的特質是不是就代表了不夠強？打不過是不是就不夠強？如果唯有去性別化才能獲得力量、才能在江湖中站穩腳跟，那它依然是以男性敘事邏輯為主的電影。
江湖是男性的江湖，也有無數屬于女性的江湖。要談女性捍衛話語權，《風吹半夏》早就有好答案。同樣是講底層女性的摸爬滾打，但許半夏的邏輯完全不同。面對一圈心懷鬼胎的男人和狡詐的杯觥交錯，她既不試圖掩蓋女性的弱勢，也不傻傻地模仿另一性，而是笑嘻嘻地借力發揮，察言觀色，在周旋間順風而行。
（圖/《風吹半夏》）
她偶爾柔弱、彷徨，但被占了便宜，事后一定要把局面扳回來。商戰也是一種江湖，許半夏的存在告訴觀眾，原來女性混江湖，是可以不需要完全模仿男人、是可以游刃有余的。故事也展示了一個女商人的困境：當她是一位女性，哪怕本領再大，仍然會因為性別本身而遭遇不合理的蔑視。她需要找到自己的路徑，再去擊碎不合理的規則。
講普通人，抹去復雜就沒味道了
從早期開始，馮小剛的題材就在關注普通人。《天下無賊》講的是一個賊遇到農民工后覺悟的良心，《手機》則反思了新千年的技術發展，如何給人帶來了信任危機。在《向陽·花》的采訪中，馮小剛也表達了他對底層特殊女性的關懷，他覺得這樣一群女性聚在一起“應該是有希望的”。
（圖/《向陽·花》）
但在情懷之外，馮小剛的筆墨始終充滿著戲劇的技巧，比如，靠沖突推動的情節，還有近乎“完美”人設——白狐貍太“完美”了，這種完美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白花”，而是一個缺乏復雜度的“完美受害者”，與白狐貍的經歷難以契合。
馮小剛早期電影好看，除了題材的挖掘和導演本身的思考，還因為敘事的技巧。他會為觀眾精心設計各種有趣的橋段，巧妙地“節外生枝”，讓觀眾產生心情跌宕起伏的觀感。譬如《不見不散》中劉元與李清的愛情故事，他們每次見面都會碰到倒霉的事，為了追求李清，葛優扮演的劉元還假裝成盲人與她見面，當騙局被撕破，他又鍥而不舍地布局“捉弄”。
（圖/《不見不散》）
在《向陽·花》中，這樣的技巧同樣比比皆是。王菊扮演的獄友組長胡萍，從與白狐貍敵對，到仗義相助，攜手搞好洗車廠，中間不過是銜接了一段白狐貍送錢給胡萍爺爺奶奶500元的戲份。這樣的情節固然能通過化敵為友的劇情展現女性群像戲的互幫互助，但人物弧光的轉折來得實在過于突然，觀眾還沒來得及深入細細品味兩人的友誼，人物已經完成了她的工具性任務。
馮小剛進軍女性故事賽道的決心和努力，是好事。他的進步，背后其實也印證了一個時代的進步，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女性故事了。但經過這么幾年的產出，女性電影其實已經來到了全新的階段。前有邵藝輝的《好東西》，后有《還有明天》《初步舉證》的上映，這些作品都在不遺余力地展現女性的生活，更深層次地挖掘她們的思考。如果男導演只是單純用討巧的元素來呈現女性，用女性的故事去搶奪觀眾視線，而缺乏對她們深層的注視和理解，那么注定是很難過關的。
編輯 Felicia
校對 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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