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老槍》導演高朋：孤注一擲的一槍
注意：本文有劇透
11月1日，電影《老槍》全國上映，該片曾入圍去年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并最終獲得 “最佳藝術貢獻獎”。
導演高朋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發表得獎感言。
這部由高朋執導，祖峰、秦海璐、邵兵、周政杰等演員主演的電影，講述了一個在槍支管轄尚未規范的年代，曾經身為射擊運動員的保安“保衛大廠”的故事。
槍，是暴力、是威嚴，也可以是孤獨的夢想。導演高朋說起自己小時候一段和槍接觸的經歷，至今印象深刻。當時住在大院的一幫孩子，看著門口站崗的武警持槍威風凜凜，就總琢磨著怎么能把槍“弄來玩玩”。趁著有一天，哨兵換了個年紀大不了幾歲的“新兵蛋子”，高朋便去與他打賭，說如果他能徒手爬上高高的崗樓，就讓哨兵把手里的槍借他們玩玩。回想當年從哨兵手里接過比自己身高還高的槍，高朋覺得自己膽子大得“想想都后怕”。
再長大一些，他開始注意到那些射擊運動員。和大部分競技體育不同，這項比賽安靜而孤獨，看不到華麗的招式和激烈的對抗，總像是運動員自己的無聲的戰斗。而關于離開賽場的運動員落魄度日的新聞，更激起高朋對這個特殊人群的好奇。
電影里，祖峰飾演的顧學兵是個被環境推著走的人，聽力障礙的設定更增添了人物與外部世界的隔閡感。導演高朋用沉穩的鏡頭語言和敘事節奏，呈現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情感掙扎。
說到底，《老槍》是一個“關于跟不上時代的人的故事”。而這樣的人在電影里最終開出的那一槍，穿過時過境遷的滾滾洪流，給東北落寞的漫長季節擦出一聲回響。
高朋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正兒八經“科班出身”，卻是在畢業15年后才有機會去拍自己的長片處女作。
過去這些年，高朋在廣告行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拍過網劇，但身處“服務業”的職業導演一直筆耕不輟地用寫劇本這種方式為自己找到一種真實表達內心的平衡。2018年，《老槍》入圍“青蔥計劃”，站在40歲門檻前的高朋也終于決定，斷了自己的后路，孤注一擲去擁抱那份最初的夢想。“那時候覺得，這次不拍，可能這輩子就拍不了電影了。”
《老槍》的預告片里說“當你狀態最好的時候，打出最好的那一槍，那個時候，就什么都聽不見了”。等待多年的高朋，拍這部電影，也像是他的一次“開槍”。
影片上映前，導演高朋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采訪。
高朋
【對話】
時代變革中，人有不同幅度的搖擺
澎湃新聞：顧學兵這個人物承載了你對射擊運動員這個群體怎樣的觀察調研和思考？
高朋：我采訪了很多不同層次的運動員，包括奧運冠軍以及相對落寞的運動員。這個群體普遍性格內向，這和射擊這項運動自身特點緊密相關。射擊是一項單人訓練，長期與槍為伴，在選拔時就天然更傾向于性格偏內向、能沉下心的人。所以要深入了解他們，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打開他們的心扉。
中國運動員很長時間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射擊運動員自幼被集中封閉訓練，很多人不到10歲人生目標就已確定，但他們與現實生活是存在一定脫節的。退役后，我們國家槍支管制嚴格，導致他們再就業難度極大，就業面非常狹窄。同時他們在體力和力量方面相較于其他一些運動項目的運動員也沒有什么優勢，甚至連體育老師的工作也干不了，加上性格內向不善于溝通，回歸體育系統內的工作崗位也非常有限。
中國的射擊其實又很“卷”，射擊隊人也多，那些曾經取得過較好成績的運動員來說，后續想要再進一步提升也非常難。所以很多運動員退役之后再就業，如何再重新融入社會，開啟生活，我一直很想寫一個這樣的故事。
澎湃新聞：在電影里，你相當于把人物放在一個類似電車困境一樣的情境里，其中的人物有好幾組對照關系，是怎么去設置考量的？
高朋：祖峰演的顧學兵是一個晚熟的人，他從小在射擊隊長大，在一個真空的環境里，每天就他自己和槍，活在相對封閉的內心世界里，對尊嚴和榮譽看得很重，其實是有些沒長大的。所以他在面對類似的困境時，一邊是8000個人的生計，一邊是一條人命，他會糾結真相是否有意義，這是在逼著他長大，他也會懷疑是不是一些無謂的堅持讓自己和別人都過得不好。
《老槍》劇照，祖峰飾演退役射擊運動員顧學兵
《老槍》劇照，邵兵飾演老田
邵兵飾演的老田和顧學兵是發小，兩人一起長大，老田也進過射擊隊，但他和顧學兵不一樣。顧學兵內心平靜能待住，老田是一個更不安分的，不停想往前走的人，所以他后來沒留在射擊隊。他也當過兵，1970年代末上過戰場，戰友都沒了，剩下他一個人回來，又回了這個地方，進了這個保衛科。他有一些自己的設計，比如永遠煙不離手，抽煙時煙頭永遠沖著手心里，這是他在戰場上的經歷。有一場拿掉的戲是他家里面有戰友的照片，他會在自己抽煙前先遞一根煙先放在戰友的照片前面，再自己抽。
他在保衛科里充當一個平衡者，大家都想弄點錢，抓了人要點錢就把人放了，監守自盜，他也做，但維持在一個度。他會幫大家把顧衛兵關起來，但也是他把顧學兵放出來，還把他那份錢留給他，試圖緩和兩邊的關系。飯館遇到黑三那次，他的尊嚴被撕碎了，他說要去南方轉轉，實際是去準備做最后的事。實際上，一直到最后死，他都在試圖去做自己的平衡，但他已經平衡不了。
同時，電影里還有曉軍這樣的年輕一代，他們成長的時候，父輩都是特別的了不起的形象，“8級鉗工”“勞模”，這些意味著一個人憑著誠實地勞動、承擔責任，養活一個家庭，整個廠都崇拜這樣的人。但到了他們青春期開始萌動的那個時候，他們的父輩突然塌了，好像有另一群人變得特別得志，而他要面臨著他的選擇。
澎湃新聞：對于“東北沒落”的敘事背景，也有很多影視作品有所涉及，在你的調研里，有哪些新的視角和發現？
高朋：這方面的故事真的好多。比如說片子里說的偷竊的問題，在當時非常普遍，可能圍繞一個工廠的偷竊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工廠后面的山上，整座山表面上是一個廢品收購站，實際上都是收贓物的，原材料、產品、機器設備。收完之后，再送給下一層是拆解，一部分通過熔煉回到原材料，一些機器拆解成零件，再到下一層才是分銷，由物流送到南方，賣給私人工廠或者本地的一些小作坊。
可能一些大工廠已經停產很久，遠看著是死氣沉沉的靜態的舊址，但它幾十年來累積的那些資源和剩余價值，又滋養了龐大的地下產業鏈，還能默不作聲地運轉好多年，直到把遺產消耗完為止。
澎湃新聞：對于那種“傷痕敘事”里潛藏的失落感，《老槍》希望給出哪些新的角度？
高朋：我想展現的其實是時代變化的時候，人在道德底線上的掙扎。并且東北的問題不是東北獨有，全國都有類似情況，只是東北重工業發展國有體制深入全面，大船難掉頭，經濟停滯，人們依賴體制內工作，就業渠道和經濟可能性少，失落感更強烈。
因為當時是在一個變革期，其實是存在一種社會失序的狀態，大家崇拜和相信的英雄也在變化。當這個時代變化的時候，你為了生存要退回到叢林的狀態，為了生存是不是要越過原來的底線？或者說我能堅持到什么程度？在這個點上電影里的每個人有自己搖擺的幅度。
《老槍》劇照
“槍”是每個人心里最放不下的東西
澎湃新聞：電影背景音里的幾場解說是有特意挑選了具有代表性的比賽嗎？
高朋：對，背景音的解說大概有三次，是有邏輯的。
有一場比賽里面是有一位年輕的槍手正在冒出來，他很年輕，但是心理素質很好，打得很準，而有一些老的槍手面臨著失勢。當時解說詞里說“這是一個新人輩出的時代”，說到這的時候被打斷了。
等到最后那次顧學兵失控的時候，背景解說詞里在說一個韓國的老運動員，他因為心理緊張壓力，在賽場上暈過去了。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運動員賽場壓力特別大，這段詞也恰好契合電影中人物的心境和情節發展。
澎湃新聞：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電影對于槍戰戲的處理。大家好像習慣了大銀幕上看到的槍戰是偏港式或好萊塢式的，但你沒有選擇往那個方向去。
高朋：我們的第一考慮就是真實，包括電影里所有的動作戲，也是全都不要慣常設計的那些套路，那種比較好看的動作，或者為了某種激烈刺激而設計的東西通通摒棄，我們全都是在以真實為第一原則去考量，也參考了一些若干個真實的案件發生的背景。
比如槍戰發生時鞭炮的那個點，因為東北有放炮竹的習慣，所以整個工廠整個家屬區都在放炮竹，在不遠的地方的禮堂里，有上千個人在慶祝，但是沒有人聽到槍聲，這是有真實來源的。
澎湃新聞：但和前面部分寫實的槍戰戲相比，最后那一槍打得又有點算是“神乎其技”了。
高朋：對于最后一槍，它對我來說依然是真實的，它來源于前面采訪得來的射擊運動員的感受，即使面臨諸多干擾，如觀眾的呼喊、裁判的聲音等，運動員要想打得準，必須做到放下雜念，讓自己進入心如止水的狀態，當你真的進入那個狀態，就好像五官都關閉了，真的什么聲音都聽不到了，連槍聲都聽不到了，這也是來自我國一位奧運射擊冠軍的親身感受。
澎湃新聞：槍作為電影中最重要的道具，也是一種意象，你希望觀眾如何去理解它？
高朋：確實之前在一些電影節展放映的時候，好多觀眾會問到槍在這個電影里的含義是什么？對于劇本寫作來說，我們往往不會這樣想問題，一個關鍵道具，它的象征意味是什么？某種程度上，它不是一個寫劇本的方法。
如果非要說它的含義的話，它其實是顧學兵的過去，他回不去的過去，又沒法往下走，他夾在過去和未來的夾縫里面。但是觀眾看這個的時候，解讀出了各種各樣的東西，有的人覺得是尊嚴、榮譽、執念，各種各樣。后來我總結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事，他是觀眾每個人自己心里面覺得很重要放不下的那個東西，看電影的時候，人們都把它投射在了這把槍上，這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
《老槍》劇照
做導演，“最舒服”的一次
澎湃新聞：你算是正統的學院派受科班訓練學習的電影，但之后很長時間在從事廣告。那段時間的心態是怎樣？
高朋：我是真的視廣告導演為理想的，雖然是讀導演系，但反正到大四的時候，我給自己立的一個目標就是想當個廣告導演。那個時候中國就沒有什么商業電影，基本只有那三大著名導演可以靠拍電影為生。那個時候大家去想未來的出路，基本上就是拍個文藝片，想辦法在歐洲拿個獎，可能就能開始拍電視劇了。
我在上學期間，偶然看到幾個國外的優秀廣告片，一個廣告可能一兩分鐘就能讓你特別感動，拍的也特別像電影，我覺得這不挺棒么，就很認真地視廣告為理想。但是后來發現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兒。
廣告行業本質上是一個服務業，客戶的需求和意見往往占據主導地位。以前年輕氣盛的時候，遇到客戶對創意不滿意的情況，我還會堅持自己的想法，甚至有時候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還自己貼錢使用特定的器材拍攝，就為了能夠拍出自己滿意的作品。那會兒老干這事，結果發現拍了好多年廣告，也沒賺到錢，還得罪客戶。雖然可能會有一些作品獲得廣告獎項，但本質上它就是個廣告片，談不上對觀眾有什么真正的觸動，更談不上作者表達。
老在這樣的狀態里，也不對，我后來找到一個出口，就是寫劇本。也沒想這些寫的劇本能拍，就是給自己找到了一個生活的平衡，拍廣告可以掙到錢，可以讓你生存，寫劇本就會讓心里舒服舒服。經過那么些年，就攢了一些本子。到2018年的時候正好寫了《老槍》，參加了“青蔥”，進了創投。
澎湃新聞：當你真的成為一個電影導演的時候，和你曾經作為一個職業廣告導演在片場的狀態一樣嗎？
高朋：完全不同，我覺得這算是我做導演以來，“最舒服”的一次。因為以前拍廣告，也拍過甜寵劇，那個狀態，基本上是在提供一種“導演服務”。我記得在上學的時候，我師父說過一句話，說這個行業，如果你做成一個很職業的導演，就會像“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基本上以前是那樣的一個狀態。
我剛做廣告特別有鋒芒，十幾年之后其實已經成“老油條”了，常常比客戶那邊的年輕人還要清楚他們老板要什么，基本上是能夠繞過各種障礙，迅速想出若干種解決方案。想想那會兒才30多歲，就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圓滑世故的工作狀態，太可怕了。
但是電影完全不一樣，我有機會回到一個更本真的一個狀態里，始終提醒自己一開始要的那個東西，想說給觀眾讓大家都感受到的是什么，遇到障礙的時候千萬不要繞過去，得直奔著去正面迎接它，去碰撞。還有，你一樣會有各種意見的干擾，如果像以前在更職業的狀態里面，你是要迅速地用你的專業技能幫助人家解決那些問題，但現在你首先就要去學會取舍這些意見，對于可能會讓你這個東西走偏的意見，要能甄別。
工作人員的狀態也非常不一樣，可能因為以前也拍廣告，也拍很多大明星，但是大家也不那么認真對這個事兒。但是電影這里，你就覺得是所有人都在掏心窩子地把自己裝在這個事里。
澎湃新聞：電影里面的那句臺詞說“在你狀態最好的時候，打出最好的那一槍”，你等拍電影也等了那么多年，你覺得這部電影是你自己“最好的一槍”嗎？
高朋：我確實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如果這次不拍，可能這輩子都沒有機會了。人真的隨著年齡，有時候他會有一個階段，你開始逐漸去想，什么叫放下，什么叫和解。再加上小孩也越來越大了，是不是應該老老實實養家糊口，一切為下一代人著想，活得更踏實、更現實？我那會兒經常這么問自己。所以我感覺這是最后一次機會，再往后，心氣兒就徹底沒了，所以要不就賭一把，就主動地把所有廣告都推了，相當于自斷了后路。
但我肯定也不會覺得，這就是我“最好的一槍”，下一個應該能更好。這次吸取了很多經驗和教訓，所以也挺期待下一次的。